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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1)

克里斯钦堡是一座用于贩奴的城堡,建于17世纪。50年来,英国历任总督都在这里统治着黄金海岸。1951年2月9日清晨,在这座总督府里,查尔斯·阿登—克拉克爵士刚从睡梦中醒来,就面临着他个人生涯最为艰难的一项抉择。这项抉择关系到一名囚徒,时年41岁,因颠覆罪判刑三年,正在阿克拉的詹姆士堡服刑。这名囚徒就是克瓦米·恩克鲁玛。在殖民当局眼里,他是一名危险的麻烦制造者。当局官方文件指称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者”。1949年6月,他创立了自己的政党,提出“立即自治”纲领,并威胁若不能实现自治,将不惜破坏英国精心部署的宪政改革。

经反复斟酌协商,英国官员们与非洲当地长老贤达制订出一项颇具前瞻性的宪政改革计划。这项计划为英国在非洲的这个殖民地设计了最超前的政治架构,赋予了黄金海岸所谓“准责任政府”;计划在这个国家实行历史上首次普选,产生以非洲人为主的国民议会,进而建立一套全新的行政机构,主要由非洲人担任部长,负责管理内部事务。

长期以来,黄金海岸的律师和商人等精英人士——当地人称之为“知识分子”——一直迫切要求实行这类改革。英国官员在制订计划时,期望这些精英们能与英方携手合作治理国家。作为“有钱有势者”,黄金海岸的精英阶层早在1947年就组建了自己的政党——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提出“尽早自治”的纲领。他们的领袖约瑟夫·丹夸博士深得英国人青睐。早年,他在伦敦大学获博士学位,后在内殿法律学院取得大律师资格,还撰写过一本关于阿肯族法律与宗教的著作,受到高度评价。为了推动自己开创的政治进步运动,他曾倡议废弃带有殖民色彩的“黄金海岸”名号,改称“加纳”,那是11世纪活跃于西非地区一个繁荣的非洲帝国的名称。

为动员更多民众支持参与,丹夸和他的同事们决定聘请一位全职组织工作者。于是,克瓦米·恩克鲁玛被推荐上来。实际上,关于此人的背景情况,这些律师们一无所知。恩克鲁玛曾在海外生活12年,是一个四处漂泊、身无分文、但在政治上雄心勃勃的穷学生。他曾在美国读书,取得经济学、社会学和哲学学位。学校放假期间,他为了谋生,到一家肥皂厂做过苦工,还在小火轮上当过服务生,甚至在哈莱姆街头卖过鱼。1945年,他转往伦敦,起初打算学习法律,但很快就卷入了左翼政治,热衷于参加反殖民主义抗议活动,与英国共产党领袖人物打得火热。他曾回忆道:“当时,你无法抑制自己,必须站起来发出声音,抨击整个不列颠帝国。”随后,他放弃了攻读法律的打算,却发现作为一名政治活动家,自己的生活常常难以为继。由于手头拮据,他只能在卡姆登镇廉价的咖啡馆里一连坐上几个小时讨论政治,偶尔才会花钱买上一杯茶和一小块面包。得悉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打算聘用他任职,恩克鲁玛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

不久,由于他的左翼观点和野心勃勃的天性,恩克鲁玛与丹夸及其同事们闹翻了。返回黄金海岸18个月后,他与统一大会党分道扬镳,随即便以充沛的精力投入新的使命,经营起自己新创建的政党——人民大会党,力图使之成为一部现代政治机器;同时,他还组织起青年人,打着旗帜、横幅和标语口号举行集会,并出版报纸,利用一切机会抨击殖民当局。他走遍了全国各地,热情洋溢地发表演说,到处宣传“立即自治”的纲领将会消灭殖民统治带来的一切不公与苦难,开辟一个充满机会与繁荣的新世界。他展示着自己华丽的风格和迷人的微笑,赢得了“秀仔”的昵称。在青年人心目中、尤其在那些无家可归、夜宿有钱人家露台外的“流浪汉”们心目中,他俨然成为一尊偶像、一位政治魔术师,唤起了人们的激情、希望和期待。他的激进主张在工会积极分子、退伍军人、职员、小商人和小学教员中间迅速传播,在备受挫折、狂热急躁、迫切寻求美好生活的青年一代中间传播。对于那些没钱、没势、又没财产的人们来说,恩克鲁玛“自由王国”的号召就是拯救的福音。恩克鲁玛告诉他们说:“当务之急要首先建立起这样一个政治王国,之后,一切希望都将随之成为现实。”

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2)

恩克鲁玛的言辞越来越趋激烈,他开始公开抨击英国宪政改革计划是“虚伪和欺骗”,宣布要发起一场“积极行动”运动——开展罢工、抵制、鼓动和宣传活动,以此迫使英国同意立即实行自治。

由于突发暴力冲突,阿登-克拉克总督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宵禁,并指责人民大会党的好斗分子图谋“乱中夺权”,下令逮捕恩克鲁玛及其政党其他领导人。恩克鲁玛被送上刑事法庭,以煽动暴乱等三项指控,被判处三年监禁。对此,丹夸评论说,“恶狼被赶走了”。在一封家信中,阿登—克拉克写道:“我很歉疚,近来很少写信,因为我一直在全力对付这里的希特勒和他所组织的暴乱。”

可是,逮捕恩克鲁玛及其助手没能遏制住人民大会党,反而把他们变成了英雄。一时间,“监狱毕业生”的称号成了一顶令人钦羡、敬仰的桂冠。那些刑满获释走出监狱的人们受到凯旋般的热烈欢迎后,很快就又以加倍的热情重新投入斗争之中。眼看定于1951年2月举行的选举日渐临近,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大会党将赢得多数席位。

在詹姆士堡的牢房里,恩克鲁玛本以为已经不可能参加选举,每天靠编织鱼网和箩筐打发着时间。但他很快发现,根据法律规定,任何服刑人员,只要刑期不超过一年,仍有权利登记参选。虽然他的刑期总计三年,却是根据不同罪名判处的三段刑期累计而成的,每段刑期各为一年。于是,他想方设法及时完成了选举注册,然后通报监狱当局:本人决定参加竞选。

恩克鲁玛参选的消息使得民众热情更加高涨。在克里斯钦堡总督府里,阿登—克拉克也感受到人民大会党上上下下都洋溢着“一股高昂的热情”。最终,人民大会党赢得了选举。在广泛激烈竞争的38个席位中,人民大会党获34席,丹夸的统一大会党仅获3席,这样一个结果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能料到。恩克鲁玛本人也同样获得了辉煌胜利,在他参选的阿克拉选区,赢得了全部23122张选票中的20780票。2月9日凌晨4时,他从监狱当局获悉了胜选的消息。

是否释放恩克鲁玛——一名服刑中的刑事犯,让阿登—克拉克陷于两难境地。以政治理由释放他,根本没有先例;更何况,他的确曾发出过威胁,扬言黄金海岸若不能立即实现自治,就将诉诸破坏行动。无论是释放,还是继续监禁,恩克鲁玛都将是一个麻烦。

这天早晨,正在刮胡子的阿登—克拉克作出了决定。他回忆道:“由于人们看法不一,各执一词,面临着诸多的压力。然而,如果没有人民大会党领袖的参与,宪法就无法实施下去,这一点显而易见。恩克鲁玛及其政党有着广泛的群众支持,没有其他任何政党有这样可观的民众基础。没有恩克鲁玛,宪法就会胎死腹中,民众扩大自治的渴望以及诸多具体措施就会化为泡影,人们对英国政府表现出的善意姿态将不再信任,黄金海岸将会陷入动乱、暴力和流血冲突。”

于是,阿登—克拉克以所谓“大赦令”名义,下令释放恩克鲁玛。2月12日中午时分,在长达14个月监禁之后,恩克鲁玛走出詹姆士堡,受到了人们热情洋溢的欢迎。次日上午,他又应邀前往克里斯钦堡拜会总督。

这座城堡是一幢雄伟的建筑,在后来的岁月中,恩克鲁玛对它熟悉得了如指掌。城堡坐落在阿克拉郊外一座布满岩石的海岬上,建筑所用的石料均来自丹麦,原本都是来此贩运奴隶船只的压舱石。咆哮的海浪长年不息撞击着城堡的墙基,带着咸味的潮气不断浸入它深深的地牢,地牢内曾经塞满了囚禁的奴隶,等待着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命运。高高的围墙粉刷成白色,分外耀眼; 城垛错落有致,映衬着高大的棕榈树;花园里盛开着缤纷的美人蕉,五颜六色,美不胜收。

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3)

步入庭院,恩克鲁玛并不知晓这场会见将会如何进行,内心深处对从未谋面的阿登—克拉克满腹狐疑。阿登—克拉克也同样十分审慎。后来,阿登—克拉克曾回忆说:“我们彼此的了解仅限于对方的声名。我的声名,我想,对他来说并不那么美好,而对我来说,他也同样。那场会面充斥着怀疑和猜忌的气氛。我们就像两条狗,初次相遇,彼此嗅着对方,乍起颈背的毛,掂量着究竟是嘶咬对方,还是摇尾示好。”

很快,两人就进入了正题,又相当友好地结束了会面。离开克里斯钦堡,恩克鲁玛肩负着组建政府的使命。在不到一天时间里,他完成了从囚徒到总理的飞跃。“我走下台阶,感觉一切都像是梦境,似乎我正从云中降下,随时都会醒来,发现自己仍然蜷缩在牢房的地板上,喝着玉米面粥。”

后来,对英国派驻非洲各地的总督们来说,同这些昔日眼中钉、今日座上客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们谈判妥协,很快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在当时,像恩克鲁玛这样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自诩、坚定反对帝国主义、决意实现完全自治的人,竟在选举中获得胜利,这样的事件震撼了整个非洲,在许多地方或引发惊慌,或引起赞叹。

在英国人看来,黄金海岸毕竟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拥有财富资源,具有发展优势,在热带非洲堪称得天独厚。40年来,作为世界可可主要产地,它形成了庞大而繁荣的农业社会。在非洲各殖民地中,它拥有最为先进的教育体系和最丰富的熟练技术人才资源。这个国家民族相对单一,全国一半人口属阿肯部族,操同类方言,从表面上看,不存在民族和宗教问题。所以,与其他殖民地相比,英国官员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海岸只是一个特例。

在克里斯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晤中,阿登—克拉克和恩克鲁玛开始建立起一种信任。“我们都明白,有这么两个人,他们可以在五分钟内毁掉宪法和整个实验。这两个人就是恩克鲁玛和我。我们也明白,假如我们这样做,结果对谁都没有好处。我们都相信,虽然在方式上、时间上看法或许有所不同——实际上确实意见不同,但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这个国家获得完全自治。我想我们都已经认识到,彼此合作而不是互相拆台,将符合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也符合我们自身的最大利益。”

虽然刚刚接手政府事务,恩克鲁玛还是不断地施加压力,要求加快变革,争取获得更多权力。尽管恩克鲁玛已经承诺接受新宪法,但这部新宪法毕竟将警察、司法、财政、国防及外交事务留给总督及其高级官员来掌控,不仅如此,总督还有权主持内阁会议,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否决立法、或强行通过立法。因而,恩克鲁玛无法忍受过长的“过渡期”,遂于1953年7月向议会提出议案,要求立即实现自治。他宣称:“我们甘愿冒尽风险实现自治,不愿安安稳稳接受奴役。”尽管对变革进度十分担忧,英国政府还是于次年批准了黄金海岸的新宪法,准备建立一个全部由非洲人组成的内阁,实现内部事务完全自治。

恩克鲁玛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总是处于公众关注的焦点,占据着媒体头条新闻。他的生活像旋风一样,充满着会见、演说、旅行和集会。党的报纸将他塑造成一尊偶像:一位具有超自然法力的伟人、一位先知、一位带领人民走向独立期许之地的新摩西。1954年6月19日出版的《新闻晚报》这样颂扬他:“掌握命运之伟人,非洲大陆之星斗,千百万受压迫黑人大众的希望,加纳的解放者,钢铁男儿,穷人的伟大领袖。”普通民众把他当作能够显灵的“救世主”,人们唱圣歌、做祈祷,诵读着“我信仰克瓦米·恩克鲁玛”这样的词句来表达对他的崇拜之情。每天清晨,在他住地门外总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来找他帮忙,从夫妻吵架到大病小痒,从治疗不育症到介绍工作机会,从要求财务资助到解决债务纠纷。无论公务多么繁忙,恩克鲁玛总是尽可能找时间来接待他们。

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4)

他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所有与他邂逅相遇的人都会明显感受到这种吸引力。他的体型并不魁梧,中等身高,身材苗条,前额突出,发际偏高,两眼炯炯有神,散发着充沛的活力。1953年7月,一位美国作家约翰·根室出席了阿登—克拉克在克里斯钦堡举行的晚宴。席间,他见到了恩克鲁玛,被他的超凡魅力深深打动。恩克鲁玛身着一袭民族服装,那是件肯特丝绸织品制作的罗马式大袍,左肩和左臂都裸露在外面。冈瑟写道:“他的姿态举动、一言一行都显得既有力量,又安逸平和,既不趾高气扬,也不过分矜持,散发着简直就是动物所特有的那种磁性。”

政治几乎是他一生唯一的内容。他是一个单身汉,对体育活动、美食佳肴、个人享乐毫无兴致。他受洗成为天主教徒,一度曾认真考虑过做一名耶稣会神甫,甚至一直为耶稣会会士所特有的专注感而倾倒。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冈瑟问他业余时间做些什么来消遣?他回答说:“工作。”他喜好音乐,既喜欢古典音乐,也喜欢当地的“海莱夫”舞曲。一次,一位朋友建议他多听听古典音乐帮助自己休息放松,他立即订购了200张唱片。但是,唯一一张他听过、而且一遍遍反复欣赏的是歌剧《弥赛亚》中的合唱——《哈利路亚》。

在所有这些繁忙喧闹表象的背后,恩克鲁玛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对身边同僚并不信任,也极少向他们吐露心迹。他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但又不愿与她们建立亲昵关系,他曾宣称说自己没有时间结婚。他最信任的一位朋友是总督私人秘书,名叫爱丽卡·鲍威尔,一位英国女人,1952年来到黄金海岸。当他第一次邀请她来家里晚餐时,爱丽卡请示了阿登—克拉克,得到了总督的鼓励。阿登—克拉克说:“你要知道,爱丽卡,恩克鲁玛非常孤独,他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爱丽卡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道,恩克鲁玛常常在深夜打电话给她。“有时候,我听着电话,他会渐渐地昏昏欲睡,话音也越来越含混,可是,只要我提出挂断电话,他立刻又会精神起来。”一天晚上,他突然来到她的公寓,抱怨说一大堆人闲待在自己家里,说着说着竟很快进入了梦乡。她曾鼓励他找一个更幽静些的官邸,还曾连哄带劝地要他培养对美食和健身运动的兴趣。

1955年,她加入了他的工作班子,成为他的私人秘书。当时,在阿克拉,人们传言说她是他的情人。而她总是予以否认。在自传里,她把恩克鲁玛描绘成一个喜怒多变、反复无常、性情古怪、缺少耐心的人,但在顺心时,也还是挺可爱、蛮体贴的。“问题是他的性情变化太快,”她写道。尽管有许多不快,工作又十分辛苦,但她一直作为他工作团队中的重要一员,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多年。一次,恩克鲁玛曾向她倾诉,说她是唯一能够为他所信赖、能够向他诤言直谏的人。

赢得1954年大选后,恩克鲁玛似乎准备加快独立进程,然而,却遇到了意外的阻力,源于他本人对政府管理失当造成的阻力。在殖民统治末期,黄金海岸这个曾经的模范殖民地陷入了严重困难、纷争与暴力的境地,濒临国家分裂的危机边缘。

危机的核心症结是可可资金问题。为保护可可种植者免受价格波动影响,殖民当局建立了可可销售局这样一个机构,每年由它为可可种植者确定一个基本保障价格,并作为可可的唯一买主、唯一分级机构、唯一卖主和唯一出口商。恩克鲁玛上台后,指示可可销售局尽可能压低收购价格,以便为发展项目筹措资金。但是,由于频频向人民大会党支持者们发放信贷、授予合同、分发佣金、颁发营业执照、提供工作机会等,可可销售局很快就因腐败和管理不善搞得声名狼藉。一份官方调查报告显示,人民大会党利用该局下属一家子公司为本党搜刮资金,强迫种植者入党,控制零售商业。

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5)

1954年大选后不久,恩克鲁玛宣布将维持可可收购价格四年不变,而且所定价格水平不及国际市场价格1/3。这个决定在阿散蒂上上下下激起了公愤,不只是可可种植者大为光火,阿散蒂首府库马西大大小小的可可商人也因收入大减而怨声载道。阿散蒂地处中部森林地带,那里生长着全国一半的可可作物。于是,一个新的反对党——民族解放运动应运而生。民解运得到阿散蒂部族至高无上的酋长们的认可,也受到阿散蒂中部地区人民的狂热支持;宣称要捍卫阿散蒂人的利益和文化,反对腐败专制的中央政府破坏阿散蒂人民的信仰和习俗;并要求在独立之前首先制定出一部联邦宪法,赋予阿散蒂及其他地区真正的地方自治权利。

面对这一问题,恩克鲁玛认为,这是一场现代民主政府与力图维护旧秩序的封建酋长传统势力之间的斗争。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民众对阿散蒂传统社会的支持程度。就在民解运和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一争高下之时,暴乱发生了,甚至在阿克拉恩克鲁玛的寓所外,也发生了一起炸弹袭击事件。由于担心爆发动乱,英国政府拒绝确定独立日期,甚至要求必须重新举行大选,以解决面临的事态。在1956年7月的选举中,尽管投票率仅为57%,人民大会党获得万票,反对党万票,恩克鲁玛的人民大会党赢得压倒多数的胜利,在议会全部104席中获得72席。面对这一选举结果,英国人终于宣布了独立日期——1957年3月6日。

这个日子标志着非洲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加纳迎来独立,被视为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受到世人的极大关注,或警觉地观察之,或钦佩地赞许之。而在此之前,非洲从未有过任何事件受到人们这般关注,也没有任何庆典给人们带来如此兴奋的愉悦感。

世界各国的领袖们纷纷发来贺电,有艾森豪威尔、布尔加宁、尼赫鲁,还有周恩来。56个国家派来了代表团,带来热情的祝贺和友好的善意。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派遣了她的代表、女王的婶母肯特公爵夫人;中国人派来了一位身着青蓝色制服的将军;俄国人在一位资历较浅的部长率领下,大把大把地散发访问莫斯科的邀请;南非人派来了一个由清一色白人组成的代表团。然而,最为热情洋溢的来访者则是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从踏上阿克拉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就忙着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大酋长、又是爱抚黑人孩童、又是摆出姿势来拍照。可是,效果并不总是那么好。在一个正式仪式上,站在一大群加纳人中间,他拍了拍一个男人的肩膀,问他得到自由的感觉如何?那人回答说:“我不知道,先生。我是亚拉巴马人。”

庆典活动持续了六天,其间举行了赛舟会、赛马会、游园会、教堂礼拜仪式、还举办了一场加纳小姐选美比赛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活动。新建的总理官邸准备提供给一位来访贵宾下榻,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存在许多问题,二楼卫生间抽水马桶溢水,淹了楼下总理的书房,新铺的地毯全泡了汤,还毁了几百本堆在上面没来得急整理上架的书籍。在新落成的国宾馆,一场招待会眼看就要开始,却发现服务生一个个醉得不省人事,东倒西歪躺在厨房地板上,有几位勉强站起身来,歪歪斜斜地端着托盘,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如梦游神一般。

第一章 黄金海岸实验(6)

尽管几天来难得有充足的睡眠休息,恩克鲁玛作为庆典的核心人物,始终保持着男主人的迷人风采,显得敏捷活跃,精力充沛。得悉安排他与肯特公爵夫人在国宾馆舞会上跳第一支舞,他嘟嘟囔囔地抱怨着,说自己只会跳加纳传统的“海莱夫”舞。这时,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妻子露西勒走过来救场,教他跳华尔兹、狐步舞和快步舞的基本步子。那一晚,恩克鲁玛表现得中规中矩。

3月6日午夜,人们聚集在议会广场载歌载舞,联合王国的旗帜降下,取而代之的是加纳红、绿、金黄三色新国旗升起。恩克鲁玛头戴一顶囚徒的白色无檐便帽,上面绣着“pg”两个字母,那是他“监狱毕业生”的身份标记,他被同僚们扛在肩头,从议会抬到了附近的马球场,那里有一座用木头搭起的小台子。在炫目的泛光灯照射下,他即兴跳了一支舞,随后谈起已经来临的实现自由的时刻,一边讲,一边任由泪水顺面颊涌流而下。他宣告说:“今天,从此以后,世界将迎来一个崭新的非洲。”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非洲国家的诞生承载着对未来如此厚重的期望。走向独立的加纳是世界上最富庶的热带国家之一,拥有一支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一群富裕的中产阶级,还有一个架构完善的议会,政治家们——无论当政、抑或在野,都颇具才干。总理本人年仅47岁,被公认为一位才华出众的领袖,广泛受到选民拥戴,又有着六年执政经验。这个国家的经济前景同样看好,她不仅是世界上主要可可生产国,在50年代可可市场繁荣时期积累了可观的外汇储备,而且还拥有黄金、木材和铝钒土。

似乎是为了表示夺取殖民主义要塞的象征意义,恩克鲁玛选择了克里斯钦堡作为官邸。做出这个决定确实令人费解,因为恩克鲁玛身边的当地职员都相信,由于这个地方过去曾是贩运奴隶的城堡,所以常有鬼魂出没,没人愿意在那里过夜。阿登—克拉克在这里做总督时,曾经听到持续不断的敲击声,却又找不到声音源于何处,一宿没能合眼,后来再也不进那间卧室睡觉了。恩克鲁玛也有过类似经历,自搬进这座城堡后,他那条钟爱的德国牧羊犬一直伴随他睡在卧室一角,不久的一个夜晚,一阵尖利的犬吠声将他惊醒,打开灯光,只见那条狗浑身毛发直立,不停地颤抖。后来,不管怎么哄诱,那条狗再也不涉足那间卧室了。而更为令人困惑的是,恩克鲁玛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把自己与人民远远地分隔开来。要知道,克里斯钦堡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日复一日听到最多的声音就是海浪拍击古老城垣发出的咆

哮声。

凭着他过人的精力,恩克鲁玛很快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1957年6月,他出席在伦敦召开的英联邦会议,在与会各国政府首脑同人中留下了良好印象。要前往白金汉宫会见伊丽莎白女王,他感到特别兴奋,照爱丽卡·鲍威尔的说法是“热切地渴望”。随从向他解释说,会见时间通常是半个小时。他不耐烦地说:“不要和我谈时间,你们知道,这对我没有意义。如果感到乏味,只要两分钟我就会离开。如果有兴味,我会不知不觉地待上一小时、两小时。”随从还是战战兢兢地提醒说,会见临结束时,女王会做出某种暗示。

第二天上午,他从白金汉宫回来,显得异常兴奋。他高声评论着:“她真是个令人称奇的女人!那样娇小,那样朴素,又是那样谦逊。”

“你待了多长时间?”随从急切地问。

“天哪!太糟糕了!我们谈得太多、也太让我入迷了,我想起看表的时候,才发现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惊讶地喊道:‘哎哟!已经过了这么久时间了吗?’我很不安,担心没有注意到她示意我告辞的暗示。慌忙中,我寻找我的手杖,没能找到。这时,女王问我,是否不见了什么东西?我说:‘是的,我的手杖。’你猜她怎么着?她居然跪在地上,帮着我寻找。原来,手杖掉在了坐椅背后,真让我感到羞愧。”

同样,伊丽莎白女王也被恩克鲁玛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后来,又有一次,他作为女王的私人宾客,应邀到巴尔莫勒尔堡的皇家行宫作客,这对一位外国政府首脑来说,受到这样的礼遇实属罕见。在那里,他们一同在原野中散步,观看菲利普王子猎捕松鸡;之后,他被宣布成为“女王陛下枢密院”成员。与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堡的合影成了他特别珍爱之物,被他拿来印制了数千张之多。

不过,恩克鲁玛的勃勃雄心主要还是在非洲。他决意将阿克拉变成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为处在殖民统治之下非洲各地民族主义领袖们提供一个基地,给他们以支持和鼓励。“我们的独立必须与整个非洲大陆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否则将毫无意义!”独立日那天,他向聚集在马球场上的广大民众宣告说。

1958年,他召集一批来自整个非洲各地的政党、工会及学生团体开会,旨在协调“非洲非暴力革命”。与会者聚集在国宾馆,宾馆四下里装饰的都是意大利大理石、丝绸锦缎和水晶吊灯,大约300名非洲代表在这里召开了全非人民大会。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声名显赫的人物:朱利叶斯·尼雷尔,来自坦噶尼喀(坦桑尼亚);乔舒亚·恩科莫,来自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肯尼思·卡翁达,来自北罗得西亚(赞比亚);海斯廷斯·班达,来自尼亚萨兰(马拉维);帕特里斯·卢蒙巴,来自比属刚果;阿米卡尔·卡布拉尔,来自葡属几内亚;霍尔敦·罗伯托,来自安哥拉。年轻的肯尼亚工会领袖汤姆·姆博亚被选为大会主席。

整整一个星期,他们饱饮了醉人的革命辞藻,而后,满怀急切投入斗争的渴望离去。在大会闭幕词中,汤姆·姆博亚表现出强烈的好斗情绪。他宣告说,争夺非洲的殖民主义列强应该掉转方向了。“你们的时代已成过去,非洲必须获得自由。你们怕是要争夺逃离非洲的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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